中共中央十分关心东北军和东北流亡同胞，专门成立了周恩来任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工委”)，同时，在东北军内设有秘密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
1937年2月，周恩来曾对东工委的刘澜波、解方说，蒋介石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允诺了六项条件，但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是不会兑现其诺言的。
他要求刘澜波等，尽快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东北救亡团体，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鉴于东北军中，一部分军人不愿东调而逃避平津，在河北有很大数量并有相当组织这一情况，正在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于3月13日、18日先后两次致函刘少奇并转河北省委，要他们担负起对这部分人的工作。
信中提出，东北军的东调增加了亲日派分裂它的危险性，我们必须加紧东北各救国团体的统一运动，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建立整个东北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可以作为建立东北群众统一战线活动的中心。”
接到周恩来来信，刘少奇领导的中共中央北方局给东北特委立即发出指示，要求他们要“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影响东北军及东北中上层进步人士，走向团结抗战，以推动国共合作”。
高崇民了解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精神振奋，积极参加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
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取得一致意见。随后，高崇民、苏子元、于毅夫等一行人来到南京与阎宝航会商。
1936年，阎宝航（前左）王卓然（前右）卢广绩（后左）王化一在南京合影
对于成立救亡新团体，阎宝航十分赞成，表示积极参加和支持这个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
他和高崇民等人商讨了具体行动办法之后，和苏子元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
“十年久别，相见甚欢”，阎宝航自1927年同苏子元分手，一直不知他的去向，对这位思想引路人的到来，阎宝航颇为激动。
苏子元受韩乐然、任国桢等早期共产党人的影响，积极开展反日反军阀斗争，1927年，他被奉天当局通缉，随后进入苏联远东地区担任国际情报工作。
此次回国，目的是在北平筹建地下电台。
中共北方局的刘澜波、张希尧都是他的老熟人，而高崇民、阎宝航又是他的老朋友、老同事。
当年，他曾介绍阎先生入党，十年过去了，阎宝航政治上、思想上情形如何呢？他十分关心，很想负责任地了解一下情况。他认为，党需要阎宝航这样的人。
苏子元对阎宝航说：“1927年，满洲省委曾派周东郊同你谈话，后因省委遭破坏未能实现。而我被当局通缉突然离沈，致使党和你失去联系，真是遗憾得很。
不过，你的这段历史，我和周东郊等人都可以证明。但不知这些年来你的境遇如何？”
阎宝航说：“有些事知道怎么做，证明干得对了。有些事则不知如何是好。汉卿一时糊除，送蒋介石回南京，永远失去了自由。在关内的东北军、东北人茫然失措。复土还乡恐怕无指望了!”
苏子元说：“玉衡兄为何这样悲观？难道真的看不到中国还存在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吗?”
阎宝航知道，他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他们从郭松龄反奉谈起，谈到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他最后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中共的主张，令人钦佩。”
苏子元说：“是啊，共产党出于民族大义，冲破蒋介石的重重阻拦，北上抗日，呼吁停止内战，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致对外，合民心顺民意。
也正是出于民族大义，捐弃前嫌，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现在为促成全国抗战，拥戴蒋介石作领袖领导抗战。玉衡兄，希望在这里，你还犹豫什么?”
阗宝航说：“怕只怕我个人的条件是不是……”
苏子元：“我认为，你对党的认识就是最好的条件。关于你的情况我要向组织上介绍，组织上会了解你的。”
阎宝航说:“子元兄是督促我重复1927年的故事!”
苏子元：“如此而已，现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他愉快地毫不犹豫地决定申请，这也是他第二次提出人党申请。
此时，苏子元是苏共党员，他不能直接介绍人员加入中共，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
1937年春，阎宝航遂辞去新运总会书记职务，蒋介石改组新运总会，取消了书记一职，任黄仁霖（原新运总会总务组长）为总干事，阎改任副总干事兼推行组长。
在组织一个更加广泛的东北抗日团体问题上，刘澜波、高崇民、苏子元等在征得阎宝航意见后，又到上海与杜重远、李延禄会商。
当时，上海的筹建工作是在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3月底，周恩来在八仙桥基督教青年会指示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共产党员李延禄，要他“尽快地把东北人民的救亡团体组织起来，造成声势，促蒋抗战”。
在党的组织发动之下，阎宝航积极参加了各项准备工作。这年4月下旬，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的主要人员齐集上海，共20余人召开筹备会议。
会上，研究确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一是拥护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二、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
随后，刘澜波于5月间由上海赶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情况，朱理治代表周恩来听取了筹备情况汇报后指出，该团体要成为抗日统一战线性质的群众团体。对于成员和阶级成分，也要考虑到抗日的形势和具体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朱德也接见了刘澜波，鼓励他认真工作。
6月间，蒋介石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邀集全国各界在庐山办了一期“暑期训练团”，下设若干组，黄仁霖和阎宝航也上庐山，担任新运总会人员训练组正副组长。
训练团学员剃光头，穿军装，在烈日之下搞军训，上大课，听讲演。“最引人人胜，念念不忘的是周恩来同志所做的团结抗日的大讲演，不断的掌声与高昂的讲辞扣人心弦，发人深省。听后大家还余韵未足，私相称誉不止”。
这是阎宝航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并亲耳聆听他的抗日讲演，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庐山受训期间，蒋介石命令陈诚集合全体军政受训人员，当众宣布一些军事将领的名字，令其各回岗位，准备参战。一时“打倒日寇”的口号声和掌声响成一片，阎宝航也为此鼓掌欢呼。
他衷心希望蒋介石接受人民的抗日要求，履行西安事变时许下的诺言，不打内战，团结抗日。
随后，当陈诚宣布暑训工作因抗日战争的到来，即将结束，凡参加暑训团的人，未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已集体参加时，场上只有零零落落的掌声。
暑期训练团结束后，阎宝航嘱托学员以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为念，参加抗战事业。
1937年6月20日，阎宝航来到北平，参加了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
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
1937年6月，参加东总成立大会的代表在东北地图上签字
参加大会的各方面代表有：原救国会、复东会的代表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车向忧等；东联及其所属团体代表于毅夫、赵漏华、张希尧、陈大凡、宋黎、李向之、张庆泰、关梦觉、王桂五、田雨时、韩立如等；
还有东北军代表解方、苗勃然（中共党员)；东北抗日联军代表李延禄（中共党员)、孙山等;
大会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5人为执委，主持日常会务。
东总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教济委员会主任，在东总内成立中共地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失守，东总随之撤出北平，迁往南京，总部设在芦席营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办公。
东总执委高崇民和东总中的中共党组书记刘澜波等也常来这里会商东北救亡总会工作等事宜。
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同国民党谈判国共合作问题。8月中旬，周恩来同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一直住在阎宝航家的卢广绩因与周恩来是同学关系，便约阎宝航一起去看望。很不巧，恰值周恩来外出，他们便留言相告，时值上海八一三抗战，为防敌机夜袭，南京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市内交通断绝。
就在这天夜里，周恩来出乎意料地来到大禹村一号阎宝航家，大家相见，极为亲热。
据卢广绩回忆，那天，“周恩来同志就住在阎宝航家，我们谈到下半夜3点钟。他给我们讲抗战初期的形势，国共重新合作的情况等。我们还特别提到关于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的问题。
那时我们还有些天真幼稚的想法，认为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开始了，主张团结抗战的张学良将军自然应当获得自由。
并认为，只要周恩来同志再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会得到顺利解决。
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我和你们同样关心汉卿，但事情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蒋介石不是为了抓我，悬赏20万元的高价吗。”
算上这次，阎宝航与周恩来见过三次面。但面对面这样长时间交谈还是第一次。
1930年代周恩来旧照图片来自网络
几天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大禹村一号，与阎宝航交谈。交谈中，阎宝航谈到了自己的斗争经历和认识。他从参加奉天学生反袁斗争谈起，谈到领导东北反日斗争，谈到九一八事变后救国会的反日斗争，谈到西安事变。
他说：“我是屡屡碰壁，一事无成。特别是‘西安事变”后汉卿被扣押后，更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今后的路到底应该怎么走？”
周恩来认为，东北爱国人士和阎先生多年来追随张学良将军从事反日斗争，为国家民族是有贡献的，这是有目共睹的。
张将军是东北军主帅，是东北流亡人士的主心骨。现在，张将军失去了自由，大家感到茫然失落，这是很自然的事。
当然，大家把复土还乡的希望寄托在张将军一人身上，表现了东北人士政治上的脆弱性。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阎先生在西安时，给我说过东北人在政治斗争上缺乏经验的话，我想应该竭尽全力营救张将军恢复自由，重新领导东北军。
另一方面，也一定要有另一种思想准备，那就是蒋介石继续扣押张将军。如果是这样，东北的爱国人士也不应丧失信心，要勇敢地把东北救亡运动坚持下去，这也是张将军所希望的。
现在，阎先生不是已经积极参加东总的工作了吗，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阎先生一定会为此做出努力。东北的爱国人士只有把复土还乡的斗争，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同民众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克服脆弱性而坚持到底。
我相信，像阎先生这样的人，在反日斗争上，迟早会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的。”
阎宝航说，“我有很多共产党的朋友，我从20年代起就同他们一起开展反日活动。我从他们身上看到许多好的东西，令我钦佩。”
周恩来说，“阎先生在反封建反帝斗争中的表现，也同样令共产党人所钦佩。这是阎先生与共产党人共同奋斗的政治基础。”
阎宝航说，“我曾梦想成为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但不知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是否有资格，我毕竟是基督教出身。”
周恩来说，“阎先生不必过虑，共产党从来不单纯看出身。马克思就曾说过，资产阶级培养的是自己的掘墓人，专制的教会也总是培养自己的叛逆者。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的出身也并非是无产阶级，我周恩来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嘛!”
实际上，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人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
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也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人党。
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
对此，周恩来明确指出，发展党员不能只看出身，主要应看他是否有共产主义觉悟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
周恩来还说：“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他做的许多事情和所起的作用，都是我们难以代替的。”毛主席讲过，国民党能从我们队伍中拉走人，我们也能从国民党队伍中拉走人，因此要正确地认识阎宝航。
就这样，由周恩来、刘澜波作为介绍人，经中央同意，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
此举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
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
从此，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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